最近一个多月没有更新文章，是因为在写完《“夏历”9000年：天文历法、考古与夏史怪论》一书的第六章后，一时出现了无从下笔的窘境。倒不是因为思绪枯竭，恰恰相反，全书最难写的章节已经完成，创作之初仍未搞清楚的许多疑问也得到了解决，目前在创作思路上已经不存在能够阻止我写完全书的障碍。

        全书的第一章为“夏历”之前的燧人时代。第二、三两章根据古文献中的星象资料、民俗节日等，通过天文学的计算得到“夏历”的诞生和发展脉络，是全书的重点。计算结果当然只能作为推测，第四、五、六这三章则是利用考古成果和文献资料的“二重证据法”一步步验证。

        完成第六章后，对“夏历”的推测已经逐一得到了证明，由“夏历”的诞生和发展过程而引申出的一个更大胆结论也逐渐浮出水面。看过神都俗人在天涯论坛连载帖的网友对此结论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但不完全相同，一些错误观点在正式写作时得到了修正。但此结论和传统的古史观大不相同，无异于对整个历史界投掷一枚重磅炸弹，用什么方式来书写确实难住了我，只恨自己小学、初中的语文上只顾着偷看班花而忘了听课，以至于现在写作时有了核心思路仍然下笔困难。

        在正式得出这个结论前，我在文章中批判性地引用了一些“古史辨派”的观点，并阐述自己的看法。下面是部分文章：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起，两千年来儒家的历史观一直被奉为正统，不容置疑。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称疑古派）掀起了一阵疑古思潮。疑古、信古之争持续至今，仍未分胜负，总结这场争论将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

        顾颉刚于1922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其中大禹是最关键的人物，顾颉刚认为在西周以前没有比大禹更古老的记忆，他引证了《诗经》中六处与大禹相关的材料：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小雅·信南山》）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小雅·文王有声》）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大雅·韩奕》）

    “奄有下土，缵禹之绪。”（《鲁颂·閟宫》）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商颂·长发》）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商颂·殷武》）

        顾颉刚由《诗经》中的材料推测：“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为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①顾颉刚认为大禹之前的古史皆不可信，是战国以后层累地造就，“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甚至对大禹的真实性也提出质疑：“我以为禹或是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由于禹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王，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连最疑古的钱玄同也不敢赞同，回复顾颉刚道：“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②随后，顾颉刚发表长文辩解，说禹疑为动物仅仅是个假设，但仍坚持大禹是神、治水是神话故事的观点：“至于禹，他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惟有天神才能如此。”^③笔者以为这恰恰说明大禹的故事绝非神话传说，而是商、周二族共同信奉的史实，因为商、周文化有别，必然各有一套不同的神话体系，没必要尊崇同一个和本族无关的天神。

        信古派通过引经据典与疑古派展开辩论，但由于始终无法推翻顾颉刚的两个“时代俞后”基本论点而长期处于下风。

        在疑古和信古两种态度以外，冯友兰在为《古史辨（第六册）》作序时又提出了“释古”：“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 ；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

        中国的考古学兴起后，王国维首倡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很快便成为释古派重建古史的利器。随着近些年考古成果的不断丰富，李学勤先生终于在1992年喊出了“走出疑古时代”^④的口号，四年后，以李学勤为首席专家、专家组组长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展开，此后又有了后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多年努力，2018年5月28日，国家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⑤自此，二里头遗址的夏都身份终于得到了官方认可，然而有个更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上限无法追溯至大禹时期，也就是说，疑古派针对大禹的质疑仍然没有得到有力度的正面回应，遑论大禹之前的历史！

        这场持续近百年的争论始于疑古派对大禹的质疑。顾颉刚的两个“时代愈后”基本论点并非没有漏洞，例如尧、舜的传说比大禹晚出，其功绩并未放大至超越大禹。

        这两个论点也不符合现实逻辑，人们对久远的历史只会不断遗忘，年代相近的事件才能够因为细节丰富而产生更多故事。例如当今的荧幕上充满了清宫戏，就连我的家乡洛阳，作为最不缺乏历史文化资源的十三朝古都，仅仅因为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外逃返京途中路过了一趟，便产生了诸多传说，甚至一些民间小吃也和慈禧扯上了关系^⑥，真假早已无从考证。受唯物史观的教育，这些传说如今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充满迷信色彩的神话故事，如若正史遗失，后人用顾颉刚的方法考察历史，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对清朝的传说远多于汉唐宋明，且大多数都是戏说，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汉唐宋明的历史较为真实，而清朝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在一部部电视剧中“层累地”制造的原本并不存在的传说时代？

        疑古派的论点漏洞百出，但从信古到释古，为何顾颉刚的两个“时代愈后”基本论点以及“层累地造就的中国古史”观仍未被推翻呢？可能在于，无论疑古派、信古派还是释古派，目前所有的研究者都陷入了一个严重错误的前提条件中！

参考文献：

①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②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③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110页。

④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1992年第2期。

⑤ 新华网2018年5月29日报道，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29/c_1122901854.htm

⑥ 例如洛阳八大汤之一的不翻汤，得名于汤中的“不翻”，不翻是一层类似春卷的薄片，烙制时不用翻面便可熟。传说慈禧品尝过，大赞不绝。

 对文章中所提及的“夏历”诞生和发展脉络不知所云者，建议先阅读已经制作好的两本电子书：

《“夏历”初探：二里头时期的<周易>乾卦六龙历》正式发布 

《“夏历”再探：端午9000年》正式发布